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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和雍正都是一代明君，朱元璋是「草根」出身，本應更明白民生之疾苦，所以在反腐這條路上下了苦功夫，可是為什麼他殺了十多萬貪官，最后貪官卻越殺越多；反觀雍正只用了2招就藥到病除，超過了朱元璋努力多年的結果，原因究竟在哪里？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。

腐敗一直是權力的掌握所衍生出來的弊端，反腐倡廉也都是從前的君主現在的政府所一直致力于解決的問題。解決腐敗問題，可以端正當權之人的不正之心，并且對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，百姓亦可獲得既得的利益。

朱元璋窮苦出身，至正三年，朱元璋時年15，濠州發生旱災，后又在一年內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和瘟疫，他的父親、大哥和母親先后因災害去世。

當時家徒四壁，既沒有錢財買棺槨，又沒錢買安葬親人的土地，如史料記載：「殯無棺槨，被體惡裳，浮掩三尺，奠何肴漿！」最后鄰居解救了朱元璋的困境，給了他們一塊墳地。

朱元璋后與二哥一家分開，各自謀生、云游四方。

后面朱元璋去一座寺廟投奔高彬和尚，剃度后日日在寺廟中做苦差事，苦不堪言，不久后當地鬧饑荒，朱元璋只好離開寺廟去往他處謀生。

稱帝前的朱元璋深受貧窮的苦難，他登基后為了不讓百姓也過他那樣的苦日子，所以決心治貪反腐，但適得其反，手段之多、之狠讓眾多官員叫苦天天。

明朝初年發生了「四大案」，一為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謀叛案，二為洪武十五年的「空印案」，三為洪武十八年的郭桓貪污案，四為洪武二十六年的藍玉謀叛案。

《明史·刑法志》中記載：「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桓（郭桓）為奸利，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……系死者數萬人。」

此案牽連甚廣，「帝疑」有罪，被處以死刑者有數萬。

一案中貪污者有數萬人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現象，更別說是數萬人處以「死刑」。

朱元璋為政時期處置貪污腐敗的程度可見一斑了，可這種嚴苛的制度已經有濫殺無辜、不理事實、為「殺」而「殺」的嫌疑了，極度不利于朝堂政局發展。

第一案的發生為朱元璋統治初期，此案的發生無疑推動和加速了他治理貪污，至第四案的發生，為朱元璋在位末期，本應政治清明的官場卻「貪官一片」。

正如《明史》魏觀等傳贊所云：「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，民生凋敝，重繩貪吏，置之嚴典。」朱元璋治貪手段主要體現為如下三方面。

第一，朱元璋認定的貪污標準極低，只要貪污數額超過六十兩，便會被梟首剝皮。據葉子奇《草木子》記載：朱元璋嚴于吏治，凡守令貪酷者，許民赴京陳訴。贓至六十兩以上者，梟首示眾，且剝皮實草。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，以祀土地，為剝皮之場，名為皮場廟。官府公座旁，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，使之觸目驚心。

六十兩在當時是什麼概念？在朱元璋時期，一品大員的年俸祿約為兩百兩銀子；九品官員的年俸祿則大約為十五兩銀子。

也就是說假如一品大員構成了貪污，則只貪污了年俸祿的三分之一不到；若九品大員構成貪污，則只貪污了四倍的年收入。由此可見，朱元璋設定的貪污標準是十分嚴苛的。

第二，制定嚴格的法律制度，親自參與編寫了重刑法令《大明誥》，用來對貪官處以酷刑，而這本書中記載最多的同樣也是酷刑，如凌遲等。朱元璋自述道：「吾治亂世，刑不得不重。」（《明史·刑法志》）

六十兩在當時是什麼概念？在朱元璋時期，一品大員的年俸祿約為兩百兩銀子；九品官員的年俸祿則大約為十五兩銀子。也就是說假如一品大員構成了貪污，則只貪污了年俸祿的三分之一不到；若九品大員構成貪污，則只貪污了四倍的年收入。由此可見，朱元璋設定的貪污標準是十分嚴苛的。

當時為了推行這本書，朱元璋將其設定為學堂必備之書，科舉考試中也必考之書，可見這本書的重視程度。

第三，鼓勵百姓舉報貪污官員。對舉報貪污官員的百姓進行獎勵，并大力推行此項政策。

根據保守估計，朱元璋在貪污「四大案」期間，一共殺了15萬人，其中包括約2萬官員。而據史料記載，燈飾在朝官員數量大約也在2萬左右，可以說明朝官員，大致被殺了個遍。

大量官員被處以死刑的同時，也導致了官場無人、青黃不接的境地，有才者被殺，職位空缺或濫竽充數。在吸收新一批官員進入官場時，可能會招入無德無才之人，新一輪的貪污腐敗之風可能會因此滋生。

在朝官員恐因貪污或其他人而有所牽連以至招來殺身之禍，皆戰戰兢兢不敢言。至此，有才之人不敢說，無才之人不會說，朝堂局勢不明朗。

朱元璋曾說：「惡人不以為意，仍蹈前非。」說明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反腐政策并不管用，不能對腐敗行為有所遏制，甚至貪污趨勢更加明顯。

在朱元璋的嚴厲手段之下，貪官數量不減反增，竟形成了滿朝文武大半貪官的局面，甚至在其駕崩后，明朝后世依然維持著這樣的局面，貪官一步步瓦解明王朝，這是最后明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。

到了清朝，雍正帝勵精圖治，為避免重蹈覆轍，他認真分析研判明朝滿朝大半貪官的原因，并總結認為，治理貪污腐敗要從根源做起，法律與獎勵并行，如洪水泄流一樣，將洪水排出去才能解決隱患，一味堵著只會讓局面越來越嚴重。

雍正帝的反腐行動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點，一是「耗羨歸公」方法，二是「養廉銀」制度。兩者雙管齊下，共同發力，主要目的是為了打擊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。

清朝的稅收制度主要包括田稅、丁稅以及工商稅三個部分，「耗羨歸公」一般歸于田稅中。耗羨歸公，又被稱為火耗歸公，通俗解釋就是朝廷計算「火耗」比例以此納入正常稅收。

古代征稅時一般先收集糧食，糧食轉化成銀兩，最后才轉化成官銀。在這過程中必定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損耗，如虛報糧食重量或昧下小部分糧食，制作銀兩或者官銀的時候謊報消耗數量，而這每一步都給了官員從中貪污「油水」的可乘之機，是除去法律規定的稅收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。

為了減少官員貪污，為了百姓不為其貪污行為買單，雍正帝登基第二年出台了此項規定，并設置了機構統計和調派官員監督，統計各地火耗，切實降低官員從中牟取利益的行為。

此舉集中了征稅權力，減輕了百姓額外的負擔，對整治管理以及減少貪污有著積極的作用。

第二個「養廉銀」制度，其主要是將國庫中所存的一部分銀兩用來獎勵政績優秀的官員，用「錢」遏制人貪婪的本性，從源頭解決問題，刺激出現清廉官員。

當然，「養廉銀」所發放的銀兩的數額有一定的考慮標準：考慮官員官職的高低，考慮所任職事務是否繁瑣，考慮受否有其他經濟來源，考慮官員所在地區是否富庶。

但由于雍正年間，該制度才剛剛開始實行，其內容并不完善，發放數額也因此沒有定論。

這項制度很好的解決了官員俸祿低的問題，據史料記載，清朝初期官員俸祿沿襲明制，俸祿較低。同明官員面臨的情況一樣，官員日常開支除去衣食住行的固定開支以外，還有日常打點、應酬、送禮、裝點門面的不定數量的額外開支。

「養廉銀」不但能夠遏制住人「有權就貪」的本性，還能供給額外支出開銷，使「不想貪，但不得不貪」的官員數量有效減少。

朱元璋設置了如此重刑，殺了十多萬貪官卻遏制不住貪污之風，為何雍正卻做到了呢？歸根到底是他們的思想不同。

朱元璋出身草根，且在稱帝之前一直受貧窮苦難的折磨，餓殍遍地、民不聊生，所以他上位之后便迫切開始從上而下的治理，從官員俸祿、低貪污腐敗解決問題，用強硬的手段治理以期望百姓生活狀況改變。

但是朱元璋出發點是「百姓」，問題也在「百姓」，正如上所述，百姓窮困潦倒，官員俸祿低，不能滿足自身日常所需，便開始朝著貪污的方向發展，形成「俸祿越低越談，越貪越窮」的局面，這與其初衷相悖。

而雍正帝出身帝王之家，更懂得權衡、平衡之術，加之其勵精圖治、體察民情，會有更深一層的考慮。

反腐倡廉，依靠的還有合理的機制，不能一味使用酷刑，要恩威并施，抓住「反對貪污要從人性上解決貪念」這一道理，實施雙層制約，懲治貪污的同時預防貪污，標本兼治。

同時，還要注意薪資酬勞問題，薪資不高，自然容易走歪門邪道，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，讓官員安心辦事、廉潔奉公。

「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替」，歷史是一面鏡子。反腐倡廉是我們永恒的話題和使命，反腐要從實際出發，首先要滿足職場人員的基本需求，然后再獎懲并行，標本兼治，注意道德理論教育，不斷提倡反腐、提倡廉潔奉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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